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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8 1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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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究竟离开了北上广，还是在短暂的离开后又再度回来？同一天的两篇新闻报道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P2 @6 @5 R# _. g, i+ l) F4 }. A5 Z8 q2 }; b5 x( A
显而易见的是，主动告别北上广等沿海务工集中区域，回乡发展的，多是农民工群体，以及为到内地投资的跨国公司做配套的中小企业主。对于这两类人群而言，内地具有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多项成本优势，发展空间较大，农民工离土不离乡或就近在本省、本地区就业还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他们一旦尝试内迁，很难短期内再撤出返回北上广。6 h! ]1 [, L8 W% O
, R/ M0 F6 t1 c L3 \" K/ ] 对应显得跟家乡、二三线城市乃至县镇“水土不服”的，则是有过北(南)漂经历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初选择逃离北上广，和返乡后二度离开，也同样是为了寻求更好乃至基本的生存发展机会，却没想到不同环境所给予他们的空间一次比一次小。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到来与离开，内地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表达强烈的争取、挽留态度。0 N% I3 P9 ~) L5 T: Y' Y# j
' j: d$ i5 ?1 O* D/ v: [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群体会“水土不服”，会遭遇“拼爹游戏”的迷局并受挫，而农民工群体和企业主却顺风顺水？内地各地几乎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着力招商引资、不断上马工业新项目，后二者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价值作用主要体现在做大增量方面，并不触犯所属地方利益格局，反过来还可以强化前述模式的合理性、巩固既有利益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地许多地方正在复制沿海珠三角、长三角过去几十年间的繁荣路径，显著有所不同的是，农民工、企业主、资本要比过去显得更为稀缺，因此地方当局必须采取善待甚至热情友好的欢迎态度。
% V. T" [ z; ^, ~% F2 h# _8 L/ r- K$ C$ J: ] 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北上广的发展境况，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很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培育质量、现有的户籍制度、分配制度有关，才会出现大批高学历人群聚居大城市城中村过苦日子的局面。这也是这批年轻人选择无奈离开的原因。问题是，他(她)们的家乡、二三线城市和县镇并没有那么多对接高学历人才的岗位和机会。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依旧垄断着相关产业设计、金融与高层管理资源(才有大学生群体虽不得意却仍可以争取机会的原因)，由内地完成生产加工，内地各地看似红火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发展的真相就是这样。
* ?- G5 G: Z# ^" I& U( p3 Z- P( m+ R$ v4 [ 这就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群体回到家乡后，只能与一直留乡发展的同龄人竞争“存量机会”，如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或合同制机关、国企雇员，或垄断企业职员等。既然是对存量资源的竞争，“拼爹”、拼关系就不可避免。内地各地的招商引资越活跃、经济发展越快，就意味着这些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国企效益越好，“存量机会”的变现价值越大，竞争自然渐趋激烈。说白了，许多人当初选择念外省大学或毕业后到沿海发展，就是因为没有“拼爹”、拼关系的背景，时过境不迁，怎么玩得过别人？可以说，内地许多地方随着经济发展，“拼爹”、拼关系之风反而越来越盛，这反映出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滞后。 d& U0 F" w. u. n3 a5 P0 H9 c; z
大学毕业生群体再度被排挤出家乡，复归北上广的“蚁族”生活，令人同情。但他(她)们绝不是这种局面的最大受害者无法容纳并不断挤出毕业生群体的内地许多地方，由此也丧失了提升发展层次、摆脱过强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机会，是对饱受诟病的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世界工厂”模式的拙劣模仿。一旦发展红利享尽、高速增长周期结束，这些地方将很难像今天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那样，自主完成转型升级；与之同时，在这一阶段得以固化的既得利益框架，也会因面临发展困境、利益来源枯竭，而大幅提升向如今还备受青睐的农民工和企业主征收的税费，以维持公共成本。此外，如前述，当经济发展未能带动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内迁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子女多年后必然要为“拼爹”、拼关系所困扰。如若演进到这样的局面，农民工和企业主也将步大学生的后尘，回归机会更加公平、更能尊重权利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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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easy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