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有工厂所属工业局的慰问团前来慰问，送来一些让农民眼红的过年物品。慰问团来时我没有回避，我不认识他们，但恐怕他们认得我。一过春节，便有乡里干部过来打招呼，不准工友再留我做客。回到家，原来运动也有打扫战场一说，这次是街道和居委的几批干部到家里来轮番轰炸，逼着在申请书上签字和交出户口本。我则仍然态度强硬，坚持决不自愿，听凭押送。
看着抗拒困难，没办法仍然使出躲避一招。于是在可以想到并且去后不拒绝的亲戚和朋友家中躲一天算一天，一有动静马上转移。如此又一个月，总算运动宣告结束，可以回到家中。下乡人员的遣送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又参与了几个工友和同学下乡的搬家。
几个月的折腾，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但总算保住了母亲的一份工作。并且春节前后和后来在外面的日子里，多少还读了一点书。
到了重新寻饭碗的时候，尽管户口还在，在自己城市找工作的可能已经被剥夺。学会了跳槽，在离家比较远的几家农机厂先后干过木模工、铣工、车工和钳工，都是临时工身份，换一个地方升一点工资，最后在离家10余公里的一个小工厂谋得一份应该满意的工作。身份只能是临时工，但明确为技术负责人，工资也拿到60元一个月。
在中国，大概从1965年到1980年，工厂企业一直没有调整过工资。在我拿60元工资的时候，我的那些小师傅的工资还是32元8角，读大专和大学的同学工资只有46元5角和54元。
离家远，平时住在厂里，一个月回家一次看母亲。当然还是努力工作和学习，只是忘不了在外逃亡的痛苦，不敢想象当时如果有了妻子儿女会怎样。自身尚不能保全，又何苦拖累家庭？这几年里，始终没有勇气追逐爱情。但有时还想到我写出去的那几张纸条，想到接收纸条的那人那双眼仁略带绿色似乎狡黠的眼晴，心中一直隐约感到痛楚。
应该是离开那个工厂的三年后，1973年的春天回城的时候，在街上遇到了我的一个小师父。他一把拉住，说正好有事情要告诉你。***发疯了，你知道吗？
我哪里会知道呢！
他告诉说，她一年多前结婚，前不久生了个儿子，产假刚满上班才半个月。听说结婚遭受家庭暴力，生子后恐怕又有产后抑郁，神智便出了问题。一上班行动就古怪，常从工作台自己抽斗里拿出几张纸条发呆。到后来便掉眼泪，嘴里喃喃自语，也不知道说什么。几天后就完全不能干活，工厂和她家里联系后，已经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心里如遭到电击一般，嘴上却敷衍着说可惜可惜，怎么会呢？
怎么会？他们把她的纸条拿下来了，猜着是谁写的。别人不知道，我不用猜，就知道是你。
不敢回答工友的猜测，用别的事情岔开这件事后告别。
一整天魂不守舍，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都说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他生活得幸福。如果她活得比我好，我会由衷高兴，可是现实却如此颠倒。我胡思乱想，如果当初没有上山下乡，我的追求应该怎样做就会有结果；上山下乡已经发生过，但我后来的状况并不见得差，如果我能够及时回过去追求，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她接收追求，我又该如何和她相处。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如果，没有后悔药。她现在这种悲惨状况，我没有一丁一点可能和能力给予帮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啊。
晚上回到工厂宿舍，抑制不住，蒙着被子，撕心裂肺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