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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制造3年计划,看制造业传统强国的新时代焦虑

2018-11-8 13:05| 发布者: 西独欧阳风| 查看: 300| 评论: 0|来自: 亿欧网

摘要: 面对中国制造热热闹闹的工业大舞台,日本人也是有些集体性的焦虑,很想融入到这个节奏中,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点。即使如此,日本制造业仍然低调前行中。

日本在先进制造领域一直以来都和美国、德国齐名,是世界上重要的自动化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出口国,而日本制造业也以品质和专注闻名全球。

尽管如此,在工业逐步由自动化、数字化时代,迈向互联网化、智能化的新时代的时间节点上,日本制造业也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这样的新型概念,还秉持着积极应对、冷静观看的态度。


10月底日本安倍首相成功访华,引起人们对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关注和升温。而在头一天,笔者也在日本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举办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40周年》中日经济恳谈会上做主旨演讲。

期间通过对野村证券、丰田汽车工厂、三菱电机、富士机械等现场参观和交流,也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结合日本最近三年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梳理一下日本制造业这三年来的发展思路和实践,和些许对中国制造的启发。

白皮书18年

日本制造白皮书,也称《制造基础白皮书》,主要是描述日本政府针对支柱产业的制造业所采取措施的相关报告。这是基于1999年众议院公布的《制造业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的法律白皮书,每年由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等三个部委合作制作,2018年为第18次。

整个《白皮书》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制造产业的课题和展望,厚生劳动省针对制造业人才的保障及培育,文部科学省则负责针对支撑针对制造产业的教育及研发进行报告。

2016年:面对变革、建立顶层

2016年日本出版的《白皮书》,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来讨论和应对来势汹汹的德国提出来的工业4.0。《白皮书2016》认为,德国人提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在制造业生产现场引起过程革命,也在引起商业模式自身的变革。而在具体应对方面,小规模企业、或伴随商业模式变革的领域,相对落后。因此,尽管企业业绩继续有改善倾向,中小企业员工收益提升,德国工业4.0依然让日本产业界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国内基地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设备投资方面,中小企业比上一年显著增加。再生医疗及航空领域市场扩大,新参与者增多。在生产基地事业环境改善下,生产持续回归国内,但劳动力的不足、多品种小批量所带来的物流成本增加,依然成为进一步国内回归的障碍。

日本政府敦促经营者,基于市场变化,来促进经营创新。附加价值要从“物”转向“服务”、“解决方案”。仅仅“制作物品”,无法更好地生存。海外企业在纷纷进行商业模式的变革,而日本企业则相对裹步不前。

2016年6月,日本经产省制造业局及川洋副局长,督促企业要面向“制造+企业”(ものづくり+企業),通过产品的制造促进价值的制造。也就是不停留在单纯追求功能性价值的产品制作,积极致力于经营的变革,成为“制造+企业”。

这种继续强化技术力优势的同时,针对商业模式的变革,有点像国内追求“服务型制造”的想法。

针对德国第4次工业革命,《白皮书》则以日本的IoT应用,作为主要对策。IoT等技术应用程度,基于领域不同而又很大的差异。从领域看,与“生产”部门相比,“运行与维护”部门的应用无进展。最为重要的是,IoT的应用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即使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也要积极开展IoT的工作。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从不同领域看,与“生产过程可视化”相比,日本在售后服务方面的应用,进展不大。这与中国的情况,在运维、在远程服务所下的功夫,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日本在2016年前后,最大的成就,应该是构建一个完整的顶层体系。基于机器人、物联网和工业价值链,构成了日本制造的体系。

(日本制造业的顶层框架(2016))

不过一向弱势的日本政府,对企业也没有更多的指挥棒。对于基于智能工厂的实证示范,日本在2016年只有5亿日元预算(只有区区3000万人民币。中国一个示范项目就不止这么多),支持使用IoT的企业来形成用户案例。

2017年:国际对接、“社会+”融合

2017年3月在德国CeBIT展会上,安倍首相首次官方提出了“互联工业Connected Industry”,一时间备受关注。这个词汇的由来,既是日本工业积极寻求物联网应用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日本国际外交的一部分。现任经产省大臣世耕,后来描述了日本产业目标“互联工业”的诞生背景。

2016年5月,安倍历访欧洲,与德国首相默克尔会谈前,召开了对策会,当时还是内阁官房副长官的世耕也同时参加。在此期间,默克尔向日本提出了第二年日本成为CeBIT 2017伙伴国的问题。1980~1990年代,日本企业有100家左右参加CEBIT,2016年左右,减少到10家左右。这样的前提下德国提出合作举办CeBIT,日本需要认真应对。

在安倍正面答复了德国要求之后,随后出任经产省大臣的世耕,为实现更大面积的CeBIT2017伙伴国,到处奔走。结果到了2017年,日本参加企业118家,展位7200平米,超出了CeBIT 2015合作伙伴中国当时的5200平米。这让日本政府感觉很有面子。

就在CeBIT 2017召开的一个月前,IT专家建言,日本如果没有本国概念,就无法正面“对抗”工业4.0,日本企业就会被编入德国工业4.0的体系中。针对日本与德国都没有灵活应用制造业现场数据的问题,日本经产省提出了聚焦连接的“Connected Industries”概念。随后CeBIT2017日德首脑会谈,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日德双方并随后就合作框架签署了“汉诺威宣言”。

“互联工业”是通过各种关联,创造新的附加价值的产业社会。这与2016年日本提出的“制造+企业”一脉相承。在数字化进程中,日本最有优势的是“技术力”和“现场力”,以此为基础,来实现面向解决方案新型产业社会的构建。

(互联工业的五个重点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制造业,一直不是从孤立的制造视角看待问题。“互联工业”,不仅解决制造问题,而且要力图解决社会课题。这种系统性的思考,非常值得中国制造来学习。而日本企业也在接受这种观念。以丰田为例,2018年10月,它与软银一期投资20亿日元成立移动出行合资公司Monet,推出基于共享汽车的“移动社区”服务。丰田正在大力推广出行平台e-Palette,而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车辆的概念,而是“汽车+社会”的范畴。消费者全天的生活需求,都可以被这些自动驾驶的车辆而满足。

(社会5.0视野下的互联工业)

中国有“互联网+”,日本有“+社会”。制造商与社会基础设施的融合,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2017年白皮书对日本制造业的判断是,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制造业处于踏步状态。而且全球市场不透明感,明显增强。但即使如此,对于今后前景,乐观企业比较多。

从现场能力的维持与提升角度看,需要打响“技能人才保卫战”。对于缺人问题,日本企业普遍以延长退休年龄为主要方向,与此同时向机器人及IT应用进行靠拢。而对于IoT的应用,仍然不算是太乐观。现场的数据收集应用意识相当程度得到提升,但还没有达到具体解决方案的普遍开花的状态。

《白皮书2017》认为,日本制造业的大课题之一是低收益性。在经济数字化进展中,一方面,面向提高附加价值的经营上重要工具的数据收集及IoT应用,从经营战略观点上似乎仍然没有得到高度认可。另一方面,由于现场数据的取得,采用的是现场主导的从下至上方式(53%为现场一侧主导数据收集与活用)。厂内进行数据收集的企业虽然大幅度增加,对生产现场合理化、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还远远没有到达“基于商业模式变革而产生新型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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